古代施粥图
仁慈友爱，乐善好施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作为礼仪之邦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倡行慈善事业的国家。尊老爱幼，扶贫济困，已经成为人们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。翻开历史的书页，讲仁义，行仁政，慈悲之心，自古有之。
01 慈善思想溯源中国很早就有关于慈善的概念，在古代传统典籍中，“慈”与“善”二词最初是分开使用的。“慈”，多为爱心之意，《左传》云：“慈者爱、出于心，恩被于物也。”“善”，本意吉祥、美好，《解字说文》曰：“善，吉也”。
先秦诸子百家，对慈善的阐释各不相同。孔子倡导“仁爱”，从人的良心和依存关系出发，“仁”的核心就是“爱人”。不是只爱宗族血缘内的成员，而是要推及其它社会成员，即“泛爱众”。它要求人们相互关心、相互帮助，构建大同社会，“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”。
孟子提出了“仁术”，宣扬一种“恻隐之心”，自然而然、无功利性，这是行“仁政”之始，也是人们从事慈善行动的共同价值理念。恻隐之心越强，慈善动机越强。人与人之间，要“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”，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”。
在老子看来，“道”可以惩恶扬善，使善人享福，恶人遭殃。他的“善恶报应”观点，认为应当遵守“道”的律令，人人向善，善待芸芸众生。
墨子主张“兼爱”思想。倡导以强扶弱、以富济贫，有能力者应当多爱护、帮助别人，多做利人利己的事情，从而形成“有力者疾以助人，有财者勉以分人，有道者劝以教人”的社会。
苟子则提出，人只有团结互助，才有力量战胜自然，生生不息。
这些思想，表述不一，内核相通，济世利民、弘扬人道主义精神的准则，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慈善事业。而佛教传入中国以后，宣扬“行善得报”的思想，主张慈悲为怀、多行善举，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善行意愿。
02 慈善组织的形成其实早在原始社会，人类氏族中间，“慈善”已经开始萌芽。那时候，族人们的相处模式，是所有成员一视同仁，不分男女，每人平均分配猎物。
即便没有参与劳动的老幼病残，也能分到一些食物和御寒的皮张。这种平等互助的社会生活，蕴含了人类最朴素久远的道德观念。
西周时期，据《周礼》记载，周王在中央行政官职中，专门设立了地官司徒一职。这个职位是用来帮助统治者，教化国民、安定天下的，相当于现在的民政部长。
具体工作有六大项，即慈幼、养老、赈穷、恤贫、宽疾、安富，也就是关爱幼童、赡养老人、救济穷困、抚恤贫苦、优待残疾、安抚富人。可以看出，当时的慈善事业是国家层面的。
如果遇到灾荒，有另一种社会救济手段，被称为“荒政”。此外，周王室还制定了“养疾之政”，即有专门的医生来医治患病的百姓。同时，依据老人的不同年龄和健康状况，会分配不同的饮食和生活护理。
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各诸侯国依然十分重视慈善工作。比如设立了“平籴法”，即丰年政府收购多余的粮食，灾年按歉收的程度，拿出粮食平价卖给百姓。国家还设立了专门的机构，赡养70岁以上的老人。据《左传》记载，每次发生天灾的时候，吴王阖闾都会亲临灾区，安抚民众，资助孤寡贫困。
作为个体的“善人”，也会在路上支锅、架火、煮粥，发放给饥民，即所谓的“施粥”。《礼记·檀弓下》中，就记载了卫国大夫公叔文子熬粥济灾民，卫灵公予以表彰的故事。施粥这一简单有效的形式，作为政府最常用的赈灾手段，被历代继承了下来。
先秦时期的慈善事业，单纯依靠政府和少量个体，并没有形成专门的组织。
西汉独尊儒术之后，儒家的仁爱思想深入人心。在国家的鼓励之下，慈善活动在民间真正推广开来。于是，出现了一些大慈善家，比如汉宣帝时期的黄霸，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。他在扬州任职的时候，除了公务以外，其他时间都用来组织人员养殖家禽和牲畜，待到出栏时就分给穷苦的乡亲。在泉州任太守的时候，更是经常忙于慈善活动。
当时，许多游侠也参与了其中，他们行侠仗义，散财济贫。涌现出了剧孟、郭解、原涉这样的人物，深受世人称颂。
到了东汉，佛教的传入对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慈善第一次有了清晰的文化理念，佛教倡导的“福报”、“悲田”观念，对一些富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。
佛教寺院，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民间慈善救济组织。出家人是慈善领域最热心的群体，他们通过社会捐助和施舍，拥有了雄厚的资金，开展了济贫、赈灾、医疗、戒杀一系列慈善活动。太平道、五斗米道等道教派系，同样介入到了慈善事业当中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佛教得到迅猛的发展，佛家的慈善活动更加盛行。随着寺院的扩张，民间慈善团体日益活跃，参与其中的既有王公贵族，也有平民百姓。一些人显然并不满足于临时性的施舍，他们开始尝试将慈善作为常规性的工作，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就是一个代表。
萧子良和南齐文惠皇太子萧长懋，两人都崇信佛教，他们共同创办了“六疾馆”，专门收容贫穷的病患。这是中国最早的私人慈善机构，拥有固定的场所，配置了专门的人员。受它的影响，类似的慈善机构陆续建立了起来。比如“义仓”，是在灾荒年份开仓赈灾。
还有“独孤园”，是梁武帝下诏令要求京城和各郡县兴建的，专门接收无家可归的孤儿，赡养孤寡老人，相当于孤儿院和养老院的结合体，这是中国最早的官办慈善机构。
03 慈善机构的壮大到了隋唐时期，社会相对稳定，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，富裕的商人多了起来，慈善家也相应增多，私人赈济活动更加频繁。
在隋朝的寺院里，建有疠人坊、安乐坊、养病坊、安济坊，主要是收治贫困病患，但是只负责看病施药，机构职能比较简单。
而唐代的寺院中间，设立了固定的慈善机构“悲田养病坊”，专门为贫困患者治病施药，同时收容孤儿、孤老和流浪人员。该机构的收入，前期主要依靠寺庙的田产和信众的捐款，后来得到了官方的资金支持。
尤其在武则天统治时期，悲田养病坊得到了快速发展，政府不仅出钱补贴，还派出官员直接参与管理。唐玄宗时期，实行了“官置本钱收利给之”的做法，悲田养病坊有了现金流保障。随后，唐朝政府借助这一平台，将社会救助的范围扩展到了全国。
唐朝政府还将慈善行为法规化，出台了正式的法律条文，通过相关政策和律令来推行。对于社会救助事项，有专门的指导意见。对于弱势群体，规定优先由他们的近亲邻里来救助。对于老人、孤寡、残疾人和妇女，予以减免赋税。
唐末，民间结社行为越来越常见，出现了“社邑”，由僧人和佛教信徒自愿结合而成。社员之间无论是在经济上，还是在生活中，都互帮互助。特别是贫民遇到天灾人祸、生老病亡、婚丧嫁娶，都会得到社员们的资助。
宋代理学以“仁”为中心，在仁爱思想的影响下，慈善上升到了国家高度，古代官办慈善事业出现了第一个高峰。同时，也将权力下放，地方政府可以自行设立慈善机构。
在宋初，依照唐代的悲田养病坊思路，政府设立了“福田院”，面向贫困、疾患和老人，完全由官方进行管理。
在医疗方面，北宋有“安济坊”，南宋有“惠民药局”，开展义诊，提供处方，但不负责收养。
北宋时期，人民饱受战乱之苦，有很多无人认领的尸体，或者穷苦百姓无钱丧葬，于是朝廷设立了“漏泽园”，即安葬骸骨的公共墓地。这一举措，对于卫生防疫也有积极意义。社会救助事业的积极分子，曾经的宰相蔡京，最后也是葬在了漏泽园。
私人慈善机构里面，比较典型的有北宋时期的“义庄”，由范仲淹在苏州吴县、长州创立，救助范围局限于宗族成员。紧接着，官绅们纷纷仿效，一时之间，义庄遍布全国各地。
南宋时期的“社仓”，则是另一个名人朱熹在建宁府崇安县开办的，主要用来备荒救灾。地方政府会拨给一定的平价粮，而后由乡绅经营管理。
南宋时期，针对流浪儿童、因家庭困难养不起的孩子，政府还开办了“慈幼局”，提供收养、食宿，免费安排入学，发放生活补贴。这是最早的官办孤儿院。后来，地方政府纷纷自行设立了“举子仓”、“婴儿局”、“及幼局”等类似机构。
其实早在北宋初年，政府就将慈善制度化和规范化，例如出台了收养赤贫者的“居养法”、救助流民的“灾伤流移法”、赈养乞丐的 “惠养乞丐法”，等等。
此外，为了防止慈善主管部门弄虚作假、以权谋私，国家还设置了专人监察制度，定出了规章条例，对救助不力、为富不仁的人员，予以刑罚。
南宋后期，由于国力的衰退，官办慈善机构日益萎缩，民间慈善机构蓬勃发展了起来，乡绅富民、家庭妇女、佛道群体都参与进来，养老、扶幼、助学、助婚、施粥、施医、筑桥、修路，形式十分丰富。
04 慈善事业的完善进入到元代以后，国家对慈善事业的重视明显不如前朝，但是在医疗和赈灾方面，政府丝毫不含糊，因为元代是一个多灾害的时代。
官方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惠民药局，向百姓提供医疗救济，并派专人进行管理，医疗救济官员的地位得到了提升。同时也依照前朝的经验，在各地设立了“常平仓”，遇上灾祸之年，为灾区百姓拨放粮食。
到了明清时期，慈善事业迎来了又一轮大发展。日益完善的慈善机构, 通过开展各种活动，帮助弱势群体，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。
官办机构方面，明朝政府设立了“养济院”，在各州县均有一所。到了明末，民间慈善机构最出名的是“同善会”，最早是在河南虞城建立，主要是募集善款、提供救助，优先发给孝子、节妇、贫老、病患。并且规定不救助四类人，即：衙门中人、僧道、屠户、败家子。后来还衍生出了“广仁会”、“同仁会”等等。
到了清代，官办和民办慈善机构都很发达，涵盖养老、慈幼、恤婺、助葬、疾病各个方面的救济。参与的社会阶层更加广泛，当官的捐银，士绅们捐房产，地主阶层捐田地，工商业者出资金，普通百姓捐钱出力。
民间慈善团体数量激增，并且逐渐组织化和制度化。捐款开始带有强制性质，例如嘉庆年间，北京药行规定：每年正月初一要准时到指定地点交纳银钱，如果逾期不交，将罚银二两。
这一时期的“养济院”，甚至扩展到了边疆地区。《大清律例》还规定了“养济院”的救助对象，即“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，贫穷无亲属依倚”。
乾隆年间，各地方政府依靠乡绅和商人，承建了“普济堂”，专门收养60岁以上无依无靠的老人。“育婴堂”的普及率，更是仅次于“养济院”。
a32此外，出现了“救生会”和“义渡局”，设有专用的码头，用来打捞和救济落水者。“清节堂”和“儒寡会”，是救助贞女、寡妇的机构。“栖流所”，专门收留难民和流民。在沧州，还有一个专门收养盲人的慈善机构，叫“养瞽院”。
随着会馆的兴盛，里面的慈善内容众多，主要包括助学、助丧、施医、济贫四个方面，帮助对象是同乡，带有明显的地缘色彩。除了个人自愿捐资，还采取“分摊集资”和“抽取提成”，慈善家前者是会员平摊费用，后者是根据会员收入的多少而定。
清代的粥厂也很发达，从顺治七年（1650）在京设粥厂，到光绪年间，仅北京城内的粥厂，已经达到了近50所。这里除了煮粥济民以外，也承担日常的社会救济工作。
直到19世纪末，随着西方文化的进入，西方慈善机构在中国得到了发展，我国传统的慈善事业，开始向近代公益事业转变。
05 慈善名人故事多早在春秋时期，就有一个著名的慈善家，叫范蠡。他曾经帮助越王勾践复国，勾践上位以后，范蠡选择了离开。他乘一叶扁舟，化名陶朱公，辗转江湖经商。后来将赚取来的巨额财富，三次裸捐给了穷苦朋友。
东汉时期，光武帝的外祖父樊重，是一名慈善大家。据《后汉书》记载，他借给贫困户的钱款，达到了数百万。最让借款人意外的是，他竟然将这些人的借债文契，全部焚毁掉了。此外，他家里还有不少的“池鱼牧畜”，凡是上门来讨鱼讨牲畜的，他一概答应。
隋文帝时期，辛公义出任四川岷州刺史时，当地疫病多发，老百姓见到这些病人，都躲得远远的。辛公义见状，决定用实际行动作出榜样。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他命人将病人抬到自己家中，然后亲自照料。
当时抬过来的有数百人，家里的厅堂和走廊都住满了，辛公义一点怨言都没有。他还把所得的薪俸都用来买药，最后病人全部痊愈。他的这一举动，彻底扭转了当地人对病人的态度。
北宋宋徽宗年间，有名的慈善家大峰和尚，从福建来到广东潮阳。他本身并不富裕，但是依然自筹资金，修建和平桥。历时十二载，到南宋初年才建成。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的功绩，在桥边修建了“报德堂”。
苏东坡在密州时，获得了一些有用的药方，他将这些方子悉数张贴了出来，供百姓使用。到黄州后，他得知这里有个习俗：只养二男一女，过了就要杀掉。于是他成立了“救儿会”，走访各地的贫苦妇女，只要答应养育婴儿，就予以粮食、衣物和金钱支持。
在担任杭州太守时，苏东坡建立了一所名为“安乐”的病坊，后来改名“安济坊”，上有“医院”二字，这是中国有据可考的最早的“医院”名称。无论是贫病，还是老迈、残疾，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免费医治。在他任上，这里医治的病患达千人之多。
明代思想家袁黄，写了一本劝人为善的书，叫《了凡四训》。该书自问世以来备受推崇，被称赞为积德行善、改造命运的典范。袁黄的劝善思想，对后世慈善事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袁家世代行医，袁黄在医学上很有天赋。医者仁心，他本人也是一位大善人。在宝坻县当县长时，袁黄两袖清风，体恤百姓。当时常有洪灾发生，他带领民众兴修水利，抵挡水患，并且组织百姓种植柳树，巩固堤防。同时，还鼓励发展农业，免除百姓的种种杂役。虽然平时生活十分俭朴，他依然常常阶接济穷人。
清代书画家郑板桥，为官以后，原本困窘的生活得到了改善。但是他并未将所得俸禄留作家用，而是捐献了出来。他详细列出了族人、同学和乡邻的名单，让堂弟帮忙把钱财全部分完。即便到了晚年，归老躬耕，只要遇到乡间的贫民，他还是会很自然地予以救助。
另一位慈善家曾国藩，效仿朱熹的做法，在家乡建立了社仓。先是由自己捐谷20石，然后每年额外增加，同时发动周边的富人一起捐粮。尤其是在遇到天灾的年份，这种方式极大地帮助了当地的穷苦百姓。
06 慈善之举有深意纵观古代慈善事业的历程，国家救助一直是主力军。中央集权的国家性质、儒家文化思想为指导，决定了慈善救济主要由政府来承担。民间慈善机构，则起到了很好的辅助和补充作用。
古代慈善依然带有明显的人治特点，中囯文化认为爱是人的天性，各朝各代政府在推动慈善救济工作时，过度依赖君主的信仰和喜好，可以说，皇权的意志决定了慈善事业的兴衰。
另外，古代慈善方向以养济为主，例如赈济、养恤、调粟、除害、安辑、蠲缓、放贷，种种措施，都是一种消极的救助。而像开办作坊、工厂、习艺所，这些授人以渔的举措，则很少见。
我国的现代慈善事业，不再局限于对困难群体的救济，也侧重于面向社会大众。它追求的是唤醒国人的文化自觉，重塑社会新风气，并且与世界先进文化保持一致。专业化、规范化、精细化，是慈善事业的新趋势。
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，传承中华美德，用点滴之举，汇聚慈善薪火，让它生生不息。慈善是一种自发自觉，每个人在付出的过程中，同样能收获幸福。
作者：我方特邀作者筱弓
参考资料：《中国慈善简史》、《中国慈善与救济》、《中国的社与会》、《施善与教化：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》、《中国古代的慈善家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