尽管知识细分是现代(dai)大学制度的产物，但是学科的划分却是(shi)古已有之。中世纪晚期由于各种壁垒(lei)的存在，学术的发展(zhan)到了一个停滞的边缘。意大利文艺复兴(xing)时期，由于地理大(da)发现等多重因素，人们原有的宇宙观(guan)受到巨大冲击，对“智慧”的认识(shi)发生了深刻变化，求知的领域从神圣世界扩展(zhan)到了世俗世界。新的(de)宇宙观消融了各种隔离墙，在原本(ben)壁垒森严的不同学科之间出(chu)现了相互融合和渗透的局面。“全才”的大量涌现与此有着内在关系，他们突破学科边界，拓展知识的范围(wei)，以创新而不是修正前人的研(yan)究成果为志趣，由此极(ji)大地推动了学术大发展。
达芬奇设计的水(shui)车手稿
“智慧(hui)”概念内涵的变化
自古(gu)希腊以来，“智慧”就被视为人所能(neng)拥有的最高程度的知(zhi)识，是人类追求的一种崇高理想。柏(bai)拉图称智慧为对永恒不变的(de)理念的沉思，亚里士多德把它(ta)定义为对事物第一动因的知识(shi)，奥古斯丁称之为对不可见的无穷(qiong)宝库的沉思。到中世(shi)纪后期，神学使(shi)人类脱离自然，人被固定在原罪上，只能在孤(gu)独的修炼中放弃感觉和一(yi)切有形的东西，摆脱尘世和人(ren)生的一切关系；哲学(xue)则成为了一种关于古(gu)典秩序的神学，这种秩序本身永恒(heng)不变，十分完善，人在(zai)其中并无任何意义，只能接受一切事先(xian)的安排。这个时期最高形式的智(zhi)慧是一种沉思性美德，最为人所崇尚的生活是一种(zhong)宗教性的沉思生活，如阿奎那通常(chang)把智慧局限在关于精神(shen)存在的知识和对上(shang)帝的沉思的范围之内，而在《神(shen)曲》中只有贝雅(ya)特丽齐可以被恰如其分地与智慧联系在(zai)一起，是她引导诗(shi)人走向沉思上帝的终极快乐。
在欧洲社会从中世纪晚(wan)期迈向早期现代的(de)过程中，人们对智慧的认识发生了深(shen)刻变化，从崇尚沉思生活开始转向投(tou)身行动生活。这时由于地理大发现、对(dui)人自身的发现等，人们认(ren)识到世界并不是遵循一种(zhong)僵化的模式事先完全设计好(hao)的，而是可以通过人(ren)来改变的，一切都可以重新塑(su)造。人关于宇宙的观念变得无(wu)限和开放，新的哲学(xue)从人的自由、意志(zhi)和活力方面对人(ren)做出解释，提出人不能在对原罪的(de)忏悔和自责中耗费一生(sheng)，而应当去过一种拥(yong)有个人尊严的行动生活。15世纪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公开(kai)质疑沉思生活的优(you)越性，想象另一种智(zhi)慧的可能性：它是伦理的而非形而上的(de)，是行动的而非沉思的。智慧(hui)被赋予了世俗含(han)义，既可以属于修道(dao)院和大学，也可以属于市井社会；德行比关于真理的知识更重要，行动生活受到前所未有(you)的重视。于是，智慧以具体的方式(shi)变得世俗化，带上了一种比以往更实(shi)用的色彩，人类事务开(kai)始在其中获得一席之地(di)。
多位人文主义者对智(zhi)慧的认识渐进性地(di)呈现出上述变化。彼(bi)得拉克（FrancescoPetrarca，1304—1374）在作品中很少讨论思辨哲(zhe)学、形而上学或者系统性的(de)神学，他崇尚的智慧从关于基督教(jiao)原理的知识类型开始(shi)转向了伦理范畴(chou)。他的早期继承者萨卢塔提（ColuccioSalutati，1331—1406）比他更明确地提出：“无论是在人间，还是在天堂，行动生活在所有方面(mian)都比沉思生活更可取。”他认为人们在实践中最(zui)好把自己限制在人类事务(wu)的范围内，义不容辞地承担起(qi)对家庭、朋友和国家的(de)基本责任，有智(zhi)慧的人理应积极投身于公共事(shi)务。萨卢塔提之后最杰出的人(ren)文主义者布鲁尼（LeonardoBruni，1370—1444）重构了关于智慧的思(si)想，明确表示厌恶那些对群(qun)体毫无贡献的沉思者(zhe)。他还在书中引用(yong)西塞罗说过的一番话：就像马为了奔(ben)跑而生，牛为了犁地(di)而生，狗为了气味的踪(zong)迹而生一样，诚(cheng)如亚里士多德所说(shuo)，人是为了两件事而生，这就是知和行(xing)。
智慧内涵的变(bian)化使得人们对沉思生活的崇尚逐(zhu)渐让位于世俗世界中的行动生活(huo)，这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学科大融合的(de)一个重要思想来源。
艺术在西方语言里包含了技(ji)术的成分。达芬(fen)奇不仅以艺术文明，更以各种(zhong)科学发明傲立文艺复兴(xing)时期。
学科大融(rong)合局面的形成
伴随智慧内(nei)涵的世俗化及行动生活(huo)重要性的提升，知识的领域不再局限于(yu)神圣世界，而是扩展到了(le)世俗世界。新的(de)宇宙观推倒了所有的隔离(li)墙，理性和信仰、艺术(shu)和科学、理论和(he)实践等之间的壁垒(lei)被渐次移除。首先，理性和信仰(yang)之间的界限被消除，中世(shi)纪学者虽然貌似对各种古典思(si)想兼收并蓄，但却坚定(ding)地在理性和信仰之间划出界限，相(xiang)关学科的关系井然有序，各自(zi)的范围固定不变，彼此之间壁(bi)垒森严。1460年前后，费奇诺（MarsilioFicino，1433—1499）在佛罗伦萨发起了一(yi)场新柏拉图主义运动，它如燎原(yuan)之火，势不可当，冲破了原有(you)的种种藩篱。新柏拉(la)图主义者尝试融合古(gu)典和中世纪这两种彼此不(bu)同的文化世界，不仅打破了哲学、宗教(jiao)和魔术之间的隔离墙，而且消融了各(ge)自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界限(xian)。
其次，艺(yi)术和科学之间的界(jie)限变得模糊。文艺(yi)复兴时期，艺术和科学不再像中世纪(ji)那样泾渭分明，而是两(liang)者相辅相成，在一个彼此交(jiao)融的前沿共同发展。这个时代艺术(shu)的繁荣至少应当部分归功于科学(xue)，而对于科学的进步，艺术同(tong)样功不可没。譬如，画家阿尔伯特在(zai)关于形式的原则中综合了艺术(shu)和科学两方面的理论，希望把人物的心灵活动展现在肢(zhi)体动作上，坚信(xin)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艺术家必须全面掌(zhang)握人体的各个细(xi)微之处，如果能画好这些部位，他就(jiu)能给观者提供更多思考的空(kong)间。在阿尔伯特之后，达·芬奇(qi)集艺术家和科学家双重身份于一体，他让解剖服务于艺术，又让(rang)艺术服务于解剖，使解剖符(fu)合人体器官的形式及功能，因对象的年龄、性别和生理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(bu)同。他的做法极大地推动了解剖(pou)学的发展。
再次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壁垒(lei)被冲破。在中世纪，两者之(zhi)间缺少互动，工程师和手工艺人的创造(zao)发明难以进入“自(zi)然哲学家”的视野，反之亦然，逻辑学家和数学家(jia)的推演也不能得到实践的检验。例如，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降落的速度与重量(liang)成正比，12世纪时曾有人对(dui)此产生过怀疑，但是直到16世纪(ji)才有人意识到，让两个不同重量(liang)的物体同时从塔楼(lou)上坠落，便可以对此进行检验。中世纪(ji)即便是在同一个学科领域内，理(li)论和实践之间也缺少必要的沟通渠(qu)道。比如，中世纪的天(tian)文观测和计算都精确到了(le)令人惊讶的程度，关于天体运行的理(li)论猜测也极具洞察力(li)，可是没有人把两者联系(xi)起来。直到文艺复兴时期，人们(men)才打通了实践与理论之间、以及理(li)论内部不同分支(zhi)之间的沟通渠道。
学科之间因“隔离墙”的消除而逐渐形成(cheng)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融合和渗透的局面。这是一种各学科之间的(de)完满融合，是一种(zhong)创造性的和谐共处。这种局面一(yi)直延续到17世纪新的学科划分初露(lu)端倪时，方告结束。
100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局部
“全才(cai)”的涌现和学术大发展
随着学科大融合(he)局面的形成，文艺复兴时期(qi)特有的“全才”（l’uomouniversale）大量涌现。所谓“全才”，就是一个人表(biao)现出多种兴趣，具备多(duo)方面的才能，学习范(fan)围涵盖众多传统意(yi)义上不同领域的学(xue)问。许多艺术家在绘(hui)画、雕塑、音乐、诗歌等每一个领域都(dou)创造出全新的完美作品，在其他方面也(ye)取得重要成就，作为人本身同样给世(shi)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他们当中(zhong)有的人除了自己所从事的(de)专业之外，还对广泛的心智学术(shu)问题有精深研究。以达·芬奇为例，他既是画(hua)家，又是解剖学的奠(dian)基人，研究兴趣(qu)涉及人体骨骼、肌肉、组织等，而这些部位当时(shi)通常被专业外科医(yi)生所忽略。他在论述为什么有必要采用(yong)图像表现的新方法时，列出理想解(jie)剖者的必备条件(jian)，指出在令人恐怖的尸体面前，他应(ying)当胃口大开、意志坚定(ding)、无所畏惧，同时还(hai)应当有能力计算肌肉的(de)运动，能够速写、画图以及熟练运用透(tou)视法。我们从中可见达·芬奇本(ben)人作为一名“全才”所具备的各种才(cai)能。
在心智学术方(fang)面，在意大利，同样(yang)涌现出真正出类拔萃的“全(quan)才”。但丁、马基雅维(wei)里便是典型例子。但丁是(shi)诗人、哲学家和神学家，在造型(xing)艺术上也是第一流的人才，他(ta)同时还是伟大的音乐爱(ai)好者。马基雅维里被恩格斯在(zai)《自然辩证法》中称为“政治家、历史家、诗人，同时又是第一(yi)位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”。尽管(guan)布克哈特声称这类(lei)“全才”为意大(da)利所独有，但是英国人菲利(li)普·锡德尼（SirPhilipSidney，1554—1586）等人的出现(xian)无疑使人有理由修正(zheng)其论断。锡德尼多才多艺，学识渊博，他写下的《为诗辩护》既是一种新教诗学，又是一份人文主义宣言，不仅在文学批评史(shi)上留下划时代的足迹，而(er)且在政治、哲学乃至在宗教史中(zhong)也占有一席之地，是一部名副其实的(de)不同学科各种思想观点荟萃的(de)著作。
在学科大融合的文(wen)化氛围中，“全才”得以在心智上(shang)彼此激荡，相互启发。不同学科的(de)人群汇聚在一起形成团体，他们往往从其所擅长(chang)的专业领域之外获得意想(xiang)不到的灵感。譬(pi)如，语文学家、古文物研究(jiu)家威利巴尔德·波科海姆（WillibaldPirckheimer，1470—1530）对数学有精深的研究，在他的启发(fa)之下，画家阿尔布莱希特·丢(diu)勒（AlbrechtDürer，1471—1528）开始研究(jiu)阿基米德几何学，而丢勒的几(ji)何com学论文又被伽利略和开普勒等(deng)人引用。再如，医学领域的天才奇洛拉莫·弗拉卡(ka)斯托罗（GirolamoFracastoro，1478—1553）是天文学家，也是文学批评(ping)家和出众的诗人，他对人的大脑及其(qi)思维过程有着独(du)到的研究，锡德尼在《为(wei)诗辩护》中关于诗人创作过程(cheng)的思考，就特别得(de)益于他对人的大脑的分析。
“全(quan)才”的出现为学术大发展(zhan)提供了契机，最重要的标识就是(shi)有意识的创新活动。在学科大融合局面(mian)形成之前，中世纪(ji)的各种学问都被局限(xian)在特定的边界之内(nei)，在经历了许多个世纪的发(fa)展之后，它们似乎已经(jing)达到顶峰，取得新进步的可能性(xing)堪称渺茫。学科大融合及“全才”的出现使得改变这一局面成(cheng)为可能，英国卓越(yue)的“全才”弗朗西斯·培(pei)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(zheng)。他指出世界不会因人的理解有(you)限而缩小范围，人应当使自己的理解(jie)扩大和开放，直至拥抱整(zheng)个世界，“只有到那(na)时我们才不再像中了邪魔的人那样，被局限在小圆圈中不停地跳(tiao)舞，我们的航程和赛道将和世界罗盘一(yi)样宽广”。培根声称人(ren)类所有的学问都是他的研(yan)究对象，他所关注的是把知识拓展到新(xin)的领域。在面对中世(shi)纪学术停滞的局面时，他(ta)不是谴责过去，不是查找(zhao)前人的不足。他的哲学不是“修正(zheng)”（renovation），而是“创新”（innovation）。在他看来，学术的进步不在于(yu)“灌输”某种已(yi)有的学说，也不在于“延续”传统，这两种做法本身无可厚非，但都(dou)不是进步。培根把(ba)“灌输”和“延续”视为“培植”（cultivation），而不是一种“发现(xian)”（discovery），提出学术的进步需要新的(de)出发点、新的学术(shu)兴趣、新的研究对象和新的研究方法(fa)。正是从这种全(quan)方位的创新中，诞生了现代科(ke)学，培根也被当之无愧(kui)地称为“现代科学之父”。
综上可见，意(yi)大利文艺复兴时期，“智慧”概念(nian)内涵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学科大融(rong)合的思想来源，在新(xin)的文化氛围中诞生了“全才”，他们突破了原有的边界，将人(ren)类学问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作者：何伟文 （上海交通大学英语系教授）
